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唐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總本山。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前，為了幫助日本建立授戒制度，應邀東渡的唐朝僧人鑒真就在此地圓寂，遷化成為日本的沃土。
就在鑒真踏足日本後僅一年多（七五五年），安祿山叛變，率軍攻破潼關，長安失陷，京城付之一炬，盛唐的基業開始走下坡。而與故鄉分隔七千公里海路的鑒真，則在七五八年受到日本宮廷鬥爭波及後，在弟子的勸請下著手創建唐招提寺。不過，正如上一篇文章提及，通過現代的「年輪年代法」檢測後，專家推斷該寺的主要建築物——金堂應建於鑒真圓寂之後。不過，這無損日本人民對鑒真的愛戴。受到其堅毅不拔的精神所感動，從鑒真創建的唐招提寺，以至他從中國帶到日本的唐代物品，一直被視為國寶，受到悉心的呵護。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經常發生地震的國家，這麼多年來，唐招提寺金堂就經歷過四次大修。它們分別在文永七年（一二七〇年）、元亨三年（一三二三年）、元祿六至七年（一六九三至一六九四年），以及明治三十一至三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進行。一九九五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導致金堂三十六根立柱出現不同程度的傾斜，而頂柱還嚴重偏移原位達十二厘米之多。如果再不進行修復的話，恐怕整座金堂再也撐不下去。無巧不成話，該寺在一九九八年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正值在地震過後的民生設施修復工作也大致完成。同年，奈良縣成立專責委員會，開始對唐招提寺金堂進行長達兩年的詳細研究。基於研究結果，政府傾盡全國頂級工匠，在二〇〇〇年對唐招提寺實施「平成十年大修」。
大虹樑是金堂的關鍵建構，它肩負了千多年來撐住整座金堂的重任，也盛載著人們對鑒真的無限思憶。不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其價值都是彌足珍貴。故此，修復工程必須極力避免對它施加有別於過去的受力。在處理這個問題時，講求效率的人也許會問，既然要大費周章來重用這些古木，何不換上新木呢？試想想，如果捨棄了原有的古木，那就根本不必修復了，還何來古代建築的文化價值呢？
金堂解體後，修復人員驚訝地發現，在三百八十根椽子中，九成仍然是初建時期的古木。由於每根木材都包含著重要的歷史訊息，所以木匠都恪守過去四次大修的原則，儘量採用原有的木材，使古木的生命得以發揮到極致。因此，木匠小心翼翼地把已枯槁得不能再用的木頭鋸掉，然後以「木榫對接法」，把古木與新木接合起來。當然，要做到接口毫無縫隙確實有難度。當木匠把解體的木材重新歸位時，整體尺寸多於原件，僅為了兩毫米的誤差，木匠便用了兩天的時間去收緊。結果，整座金堂的三十六根立柱中，就只有一根換成全新的。整項工程沿用舊有的木材比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平成十年大修」在二〇〇九年十月結束，重現了唐招提寺金堂初建時的風采。值得注意的是，金堂正面由八根圓柱組成、間隔規則、一列排開的廊柱，是一種非常罕見的古代建築式樣，一直從奈良時代保留至今。
為了讓後人知道這次修復工程是如何完成，木匠把用過的工具與材料都收藏在屋頂。另外，金堂後面的講堂亦展覽著「平成十年大修」的點滴。所有參與是次修復工程的工匠，與過去四次大修的工匠一樣，都費盡心思要將前人建好的東西盡力保存，為的就是要將最寶貴的東西傳給後代。工匠努力不懈，個個都希望能讓唐招提寺再屹立另一個千年。這份使命感，與鑒真排除萬難、誓要東渡弘法傳戒的精神不相伯仲。
由古木與新木接合而成的立柱，既是新造的，也是舊有的；今日重新矗立的唐招提寺，既是現代的，也是古代的。至今仍保留著唐式建築風格的唐招提寺，是連接著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化傳承標記。
對奈良產生濃厚興趣，源於讀到一篇有關奈良縣擬於二〇一〇年，為平城遷都一千三百周年紀念，樹立一尊梁思成半身銅像以示感激的報導。這件事後來經過日本傳媒深入採訪，有人質疑「梁思成拯救了京都、奈良」的說法而告吹。
若搜尋梁思成親筆為任職「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事所寫的說明材料來閱讀一下，就知道他的工作範圍並不涉及日本。他在該份說明材料中寫道：
1945年春，為了準備協助美軍在我國沿海地區登陸進攻日寇，偽教育部在重慶設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任命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主任，我為副主任。我在該委員會唯一的工作就是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編制華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明。當時該委員會實際上僅有我和秘書郭某（已忘其名）二人工作。工作地點是借用重慶中央研究院的一間很小的房間，工作時間前後約兩三個月。
這份表及圖製成後，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隊目標官史克門。但當時具體地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送過去的，現在已記不清。
當時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生吳良鏞似曾幫助我做過少量製圖工作。莫宗江當時在李莊，始終沒有參加這項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當年，梁思成的遺孀林洙在接受日本傳媒採訪時首次披露，梁思成曾對她提起向美軍航空部隊建議不要炸毀京都與奈良，只是他一直沒有對外公開此事。翌年，林洙又在《梁思成、林徽因與我》新修訂本中增添了相關內容。不過，這些口述紀錄似仍不足以平息輿論，奈良縣最終擱置了樹立該銅像的計劃。
關於梁思成曾否拯救京都與奈良已經難以考證，但歷史悠久仍被妥善保存在這兩地的木構建築群，確曾激發他要在中國找出唐代木構建築的鬥志。話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有幾位日本學者對中國的古建築進行實地調查後，斷言在中國已找不到唐代及以前的木構建築，若要看就唯有去日本的京都與奈良。
為了推翻上述言論，梁思成和當時的妻子林徽因，以及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事，花了五年時間進行艱辛的旅程。他們的足跡踏遍一百三十七個縣市、一千八百二十三座古建築，可惜還是徒勞無功。直至一九三七年，梁思成從《敦煌五台山圖》中，發現一幅展現唐代建築風格的壁畫才漸露曙光。他們一行人按圖索驥，千里迢迢走訪山西五台山，終於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內，找到了避過歷代戰火吞噬的「佛光真容禪寺」（又稱「佛光寺」）。經過仔細勘察後，他們在正殿的橫樑上發現以唐代字體書寫的墨跡，這與大殿前的石幢上的字體是一致的。而石幢上記載著的年份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八五七年）。他們的這一個發現震驚了世界。
十六年後（一九五三年），中國考古工作者又在山西五台山發現了另一座唐代木構建築——南禪寺。據當年的調查，南禪寺與佛光寺的正殿落成時間，都晚於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若唐招提寺金堂確建於七五九年，那麼南禪寺正殿遲二十三年，佛光寺正殿則遲九十八年。但無論如何，這兩座寺院的正殿都是唐代遺珍。
直到一九六三年，為紀念唐招提寺的創建者鑒真圓寂一千二百年之際，梁思成撰寫了《唐招提寺金堂與中國唐代的建築》，就該金堂與佛光寺的大殿進行比較，圖文並茂指出兩者的內部設計幾乎一致；力證它們之間有密不可分的同源關係。他在文中寄語：「對於中國唐代建築的研究來說，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鑒了。」
二〇〇四年，奈良縣教育委員會正式公佈，從「平成十年大修」把唐招提寺金堂的兩萬多件木材中，取出二百四十三件地基木材進行深入研究，當中約有一百五十件可用「年輪年代法」進行採伐年代檢測。檢測結果顯示，其中有三根椽子均為七八一年採伐的。專家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唐招提寺金堂的始建時間不可能早於七八一年。
時至今日，中國仍完好地保存著兩座僅存的唐代木構建築。所以，當我們學習欣賞其他文化的優點時，也得充分探索、瞭解與承傳自身所屬文化的優點。只有在不卑不亢、互相尊重的精神下，各國文化的獨特性才得以有效地發揮，世界整體才會呈現出豐富斑斕的色彩。
到日本旅行，大多數人幾乎不假思索，都會去東京、京都、大阪、神戶、名古屋、北海道等地，甚少旅客會首選奈良。即使想到前往，最多也只不過是順道遊覽，到最熱門的景點逛逛，湊熱鬧鑽一鑽東大寺多聞天像前的柱子底部的大洞、上奈良公園給被神化了的鹿群喂仙貝，就當到此一遊，絕少觀光旅客會在奈良逗留超過兩日。畢竟，日本全國有五十多座地方管理機場，奈良卻是少數沒有機場的縣之一。另一方面，奈良市區的各種優惠乘車券，有效期選項最長僅只兩天。就這兩點，已略知當地的旅遊業遠不及日本國內其他地區興旺。然而，若對奈良所知愈多、瞭解愈深，就會發現此地作為日本第一個固定的首都而對日本文化造成的深遠影響，以致迄今仍完好地保存著大量中國盛唐時代的種種珍稀，也許奈良會成為你值得一遊、重遊、再重遊之地。
為甚麼強調奈良是日本第一個「固定的」首都呢？那是因為古代日本的首都是按照天皇的駐居地而定。例如：第二十六代天皇——繼體天皇——在位二十四年間，就分別駐居大阪樟葉宮（五〇七年至五一一年）、京都筒城宮和弟國宮（五一一年至五二六年），以及奈良磐余玉穂宮（五二六年至五三一年）。是以，每當有新天皇登基，遷都就似乎成了例行公事，不足為奇。
不過，這種遷都的慣例在後來發生了變化。當日本史上最初最大的都城——藤原京——在現稱為奈良縣橿原市的地方建成後，連續七代天皇基本上皆駐居於現稱奈良市的平城京。具體而言，作為首都的平城京，是從第四十三代天皇——元明天皇——於七一〇年遷都至此起，至第五十代天皇——桓武天皇——於七八四年向北遷都至現稱為京都的長岡京止。遷至新首都後，平城京就被稱為「南都」。上述時期被稱為「奈良時代」。至於緊接著的「平安時代」，乃基於桓武天皇於七九四年廢棄長岡京，改立同處於現稱為京都的平安京為首都而得名。
雖然現在提到日本「古都」，大多數人聯想到的是跨越千年作為首都的京都，然而奈良作為首都的歷史更悠久。是以，近年來在當地陸續有考古新發現，為現代人提供了更多連結歷史真相的素材。有別於婉約娉婷的京都，奈良之美顯得風姿綽約。但同樣地，日本傳統美學的根柢「物哀」、「幽玄」與「寂」，依然可以輕易地從兩地的人、事與物中觀察得到。處身奈良，尤其使人對大自然的觀察變得敏銳，更容易投入於一種審美與感恩的覺悟中。普遍來說，奈良人散發出來的淡泊氣息，不但沒有令人感覺厭世，反而更讓人深受到他們的自信與強韌生命力所感動。
如果有機會到奈良旅行，希望您也會發現到很多美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