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奈良產生濃厚興趣,源於讀到一篇有關奈良縣擬於二〇一〇年,為平城遷都一千三百周年紀念,樹立一尊梁思成半身銅像以示感激的報導。這件事後來經過日本傳媒深入採訪,有人質疑「梁思成拯救了京都、奈良」的說法而告吹。
若搜尋梁思成親筆為任職「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事所寫的說明材料來閱讀一下,就知道他的工作範圍並不涉及日本。他在該份說明材料中寫道:
1945年春,為了準備協助美軍在我國沿海地區登陸進攻日寇,偽教育部在重慶設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任命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主任,我為副主任。我在該委員會唯一的工作就是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編制華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明。當時該委員會實際上僅有我和秘書郭某(已忘其名)二人工作。工作地點是借用重慶中央研究院的一間很小的房間,工作時間前後約兩三個月。
這份表及圖製成後,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隊目標官史克門。但當時具體地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送過去的,現在已記不清。
當時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生吳良鏞似曾幫助我做過少量製圖工作。莫宗江當時在李莊,始終沒有參加這項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當年,梁思成的遺孀林洙在接受日本傳媒採訪時首次披露,梁思成曾對她提起向美軍航空部隊建議不要炸毀京都與奈良,只是他一直沒有對外公開此事。翌年,林洙又在《梁思成、林徽因與我》新修訂本中增添了相關內容。不過,這些口述紀錄似仍不足以平息輿論,奈良縣最終擱置了樹立該銅像的計劃。
關於梁思成曾否拯救京都與奈良已經難以考證,但歷史悠久仍被妥善保存在這兩地的木構建築群,確曾激發他要在中國找出唐代木構建築的鬥志。話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有幾位日本學者對中國的古建築進行實地調查後,斷言在中國已找不到唐代及以前的木構建築,若要看就唯有去日本的京都與奈良。
為了推翻上述言論,梁思成和當時的妻子林徽因,以及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事,花了五年時間進行艱辛的旅程。他們的足跡踏遍一百三十七個縣市、一千八百二十三座古建築,可惜還是徒勞無功。直至一九三七年,梁思成從《敦煌五台山圖》中,發現一幅展現唐代建築風格的壁畫才漸露曙光。他們一行人按圖索驥,千里迢迢走訪山西五台山,終於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內,找到了避過歷代戰火吞噬的「佛光真容禪寺」(又稱「佛光寺」)。經過仔細勘察後,他們在正殿的橫樑上發現以唐代字體書寫的墨跡,這與大殿前的石幢上的字體是一致的。而石幢上記載著的年份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八五七年)。他們的這一個發現震驚了世界。
十六年後(一九五三年),中國考古工作者又在山西五台山發現了另一座唐代木構建築——南禪寺。據當年的調查,南禪寺與佛光寺的正殿落成時間,都晚於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若唐招提寺金堂確建於七五九年,那麼南禪寺正殿遲二十三年,佛光寺正殿則遲九十八年。但無論如何,這兩座寺院的正殿都是唐代遺珍。
直到一九六三年,為紀念唐招提寺的創建者鑒真圓寂一千二百年之際,梁思成撰寫了《唐招提寺金堂與中國唐代的建築》,就該金堂與佛光寺的大殿進行比較,圖文並茂指出兩者的內部設計幾乎一致;力證它們之間有密不可分的同源關係。他在文中寄語:「對於中國唐代建築的研究來說,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鑒了。」
二〇〇四年,奈良縣教育委員會正式公佈,從「平成十年大修」把唐招提寺金堂的兩萬多件木材中,取出二百四十三件地基木材進行深入研究,當中約有一百五十件可用「年輪年代法」進行採伐年代檢測。檢測結果顯示,其中有三根椽子均為七八一年採伐的。專家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唐招提寺金堂的始建時間不可能早於七八一年。
時至今日,中國仍完好地保存著兩座僅存的唐代木構建築。所以,當我們學習欣賞其他文化的優點時,也得充分探索、瞭解與承傳自身所屬文化的優點。只有在不卑不亢、互相尊重的精神下,各國文化的獨特性才得以有效地發揮,世界整體才會呈現出豐富斑斕的色彩。
到日本旅行,大多數人幾乎不假思索,都會去東京、京都、大阪、神戶、名古屋、北海道等地,甚少旅客會首選奈良。即使想到前往,最多也只不過是順道遊覽,到最熱門的景點逛逛,湊熱鬧鑽一鑽東大寺多聞天像前的柱子底部的大洞、上奈良公園給被神化了的鹿群喂仙貝,就當到此一遊,絕少觀光旅客會在奈良逗留超過兩日。畢竟,日本全國有五十多座地方管理機場,奈良卻是少數沒有機場的縣之一。另一方面,奈良市區的各種優惠乘車券,有效期選項最長僅只兩天。就這兩點,已略知當地的旅遊業遠不及日本國內其他地區興旺。然而,若對奈良所知愈多、瞭解愈深,就會發現此地作為日本第一個固定的首都而對日本文化造成的深遠影響,以致迄今仍完好地保存著大量中國盛唐時代的種種珍稀,也許奈良會成為你值得一遊、重遊、再重遊之地。
為甚麼強調奈良是日本第一個「固定的」首都呢?那是因為古代日本的首都是按照天皇的駐居地而定。例如:第二十六代天皇——繼體天皇——在位二十四年間,就分別駐居大阪樟葉宮(五〇七年至五一一年)、京都筒城宮和弟國宮(五一一年至五二六年),以及奈良磐余玉穂宮(五二六年至五三一年)。是以,每當有新天皇登基,遷都就似乎成了例行公事,不足為奇。
不過,這種遷都的慣例在後來發生了變化。當日本史上最初最大的都城——藤原京——在現稱為奈良縣橿原市的地方建成後,連續七代天皇基本上皆駐居於現稱奈良市的平城京。具體而言,作為首都的平城京,是從第四十三代天皇——元明天皇——於七一〇年遷都至此起,至第五十代天皇——桓武天皇——於七八四年向北遷都至現稱為京都的長岡京止。遷至新首都後,平城京就被稱為「南都」。上述時期被稱為「奈良時代」。至於緊接著的「平安時代」,乃基於桓武天皇於七九四年廢棄長岡京,改立同處於現稱為京都的平安京為首都而得名。
雖然現在提到日本「古都」,大多數人聯想到的是跨越千年作為首都的京都,然而奈良作為首都的歷史更悠久。是以,近年來在當地陸續有考古新發現,為現代人提供了更多連結歷史真相的素材。有別於婉約娉婷的京都,奈良之美顯得風姿綽約。但同樣地,日本傳統美學的根柢「物哀」、「幽玄」與「寂」,依然可以輕易地從兩地的人、事與物中觀察得到。處身奈良,尤其使人對大自然的觀察變得敏銳,更容易投入於一種審美與感恩的覺悟中。普遍來說,奈良人散發出來的淡泊氣息,不但沒有令人感覺厭世,反而更讓人深受到他們的自信與強韌生命力所感動。
如果有機會到奈良旅行,希望您也會發現到很多美麗的故事。
《壇經》把「四乘法」重新定義為學習過程。
「小乘」相當於「聲聞乘」和「圓覺乘」的結合,即聞已思惟,把經典所教與人生聯繫起來。
「中乘」即已領悟到經典所教之奧義,將思想變成行動,以「法我」破「人我」,有修有證。
「大乘」又名「菩薩乘」,即把「人我」「法我」都打破,依惠能所說的「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生活,落實「般若行」。
而「最上乘」就是「佛乘」,即已融匯貫通一切道理,既能化有形於無形,亦可化無形於有形。
隨著學習階梯節節上升,人的眼界和能力亦會逐步增強。
惠能與法達對話時,引述《法華經》經文「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壇經》寫本特別以一行小字「已上十六字是正法」作為註腳。到底此話何解呢?
惠能指的「正法」是「轉法輪」,「轉法輪」就是諸佛世尊出現於世的唯一大事。易言之,「轉法輪」就是覺者們的人生目標。
那麼,何以惠能告訴法達「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卻邪見,即一大事因緣」呢?
有些修行者誤解「本源空寂」為世事全假、毫不真實。若能擺脫此偏離中道的見解才不至偏空。因為,能夠從襌定之「空」中走出來,才是「妙有」。透過一念接一念地不著空、不著有,就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然後,惠能告訴法達:「若悟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這句話說明了,若徹悟「轉法輪」就是「正法」,不迷執於「空」,並以積極心態面對生活,立志和裝備「轉法輪」,自可調準生命格調,趣向成佛之路。
言語具有神奇無比的力量!一句讓人聽得清楚、烙印心上的話,會使人生從此不同。當我們把障礙視為煩惱時,它當然是煩惱。然而,若我們能轉換看法,把障礙視為示範超越的機會,讓他人從中獲得啟發與激勵;那麽,正面對的障礙即變得饒富意義與價值。
就對自己宣說「四句偈」吧!一句「煩惱即是菩提」可提醒自己一切障礙都可成為創造非凡人生的上好素材。細細想,這與志誠曰「未說(煩惱即是菩提)時(煩惱)即是(煩惱),說了(煩惱即是菩提,煩惱)即不是(煩惱)」有異曲同工之妙。
《壇經》乃惠能心印的代號。眾所周知,目前可見的《壇經》既有流通本,也有敦煌本;兩種版本的內容根本不同。雖然哪個版本更可信的事實已擺在眼前,奈何仍有很多人未肯接受。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延續原本《壇經》的傳承,必須藉由語言和文字顯示終極真理,令他人相信並跟自己一樣,能依敦煌本《壇經》所說之法進入覺醒狀態,達到與佛心一致(即印心),獲得佛智佛力,成就自他在世間建立理想人生,為後世留下值得仿效的故事。只有藉由許許多多活生生、由迷到悟的真人真事,才可激活已封印了十多個世紀的傳承故事。
惠能曾說「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我們既在千多年後遇上重見天日的《壇經》,該知法緣匪淺。若珍視之而虔誠地聞思修證《壇經》的話,我們當自覺如得惠能親授,這樣才有可能與惠能印心。若懷疑自己「未得稟承」,肯定是見珍寶「對面底千里遠」矣。
《壇經》云:「衣為信稟。代代相傳法,以心傳心。」由此可見,「衣」即「信稟」即信物。弘忍給惠能的法衣就是信物,而惠能給後代的《壇經》也是信物,這是一種付法的象徵物和紀念品。它的象徵意義在於令受者名正言順地接力傳法。而其紀念價值則在於令受者睹物思人,逢見之即喚起師徒印心之情。
「若欲化愚人,是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菩提見」
「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故一切佛(覺者)矢志助眾生除妄破執。倘遇上剛強難化者(「愚人」),惠能教我們耐心對「迷即漸勸」,發揮般若智和運用種種方便法門向其開示,使之悟入並證得佛知見,讓他們對佛陀在夜空中目睹明星時發現的真理不再生疑。畢竟,佛的工作就是轉法輪——自證了,便教他人相信,最終就是各各自證。所以,這跟出家在家毫無關係。
「法元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
沒有日出日落、春夏秋冬等相對現象,我們不可能觀察到絕對的運轉動力於其中。因此,我們是透過相對去認識絕對的。若妄想要離開世間的相對,我們將無法認識出世間的絕對。
「邪見出世間,正見出世間,邪正悉打卻,菩提性宛然」
惠能說「行正即是道」,「行」是重點所在,故云「一行三昧」即是「正」。至於世間的種種現象表面上看似相反,遂云「邪」。然而,真實是「當相即道」,所有現象都是如來之德相。因此,我們必須通過「入不二法門」,把「邪正悉打卻」,讓二者之間的矛盾統一起來。
「此但是頓教,亦名為大乘,迷來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惠能說「頓教」又名「大乘」。那麼,何謂「大乘」呢?一切法本性平等、光明寂靜,是名「清淨」。只要是以此為立場的,即名「大乘」。大乘讓人知悉各各都是本來圓滿具足的。或迷或悟全取決於個人,若發心接受真相,頓可由迷轉悟,仿如歸家穩坐,得大安心。至於修行,都是以佛的立場而為。正所謂種瓜得瓜,若非佛種,又豈可修出個佛來?故大乘修證,非頓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