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屢犯險難，年邁失明，仍不忘初衷；經歷過五次失敗，仍鍥而不捨，第六次才東渡成功。他在日本傳播戒法之餘，還把中國最古老的民間智慧，以及當時最先進的唐代文化悉數介紹給日本，因而對日本文化帶來既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鑒真第一次東渡，還未起行便遭誣陷。第二次東渡，剛出發就觸礁。第三次出海，船擱淺而流落荒島。第四次，被徒弟報官出賣而未成行。第五次，遇上颱風，在海上漂泊，餐風飲露。終於，在第六次，才排除臨行前的一切阻撓，成功東渡。究竟是甚麼在推動著這位年邁體弱、在中國德高望重的高僧，不惜身命、遠赴重洋呢？
原來，聖武天皇於天平五年（七三三年），派遣僧人榮叡、普照等，入唐尋訪戒律大德東渡。據《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他們對鑒真說：「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日本國昔有聖德太子曰︰『二百年後，聖教興於日本。』今鍾此運，願大和上東遊興化。」太子預言的「二百年後」恰恰是奈良時代。可惜，當時的佛教不盛反衰，龍蛇混雜的僧團普遍出現私度、欠紀律等問題，這讓篤信佛教的聖武天皇憂心忡忡，冀從唐朝引入戒律，以規範僧侶的行為，重振日本佛教。其實，這與佛陀當年立戒整頓僧團紀律的理由雷同。
得悉當時的日本佛教界「無傳法人」，鑒真又怎會無動於衷呢？眼前有人甘願冒著葬身大海之險，都要實現致力普傳佛法的聖德太子的悲願，鑒真當然義不容辭。
《唐大和上東征傳》的撰寫人真人元開（即文學家淡海三船）是在明治年間被追認為「弘文天皇」的大友皇子的曾孫。早於鑒真東渡前，他已追隨「擬爲傳戒者」的道璿出家，法名元開。當鑒真抵達奈良後，便由鑒真親自化導。
道璿於天平八年（七三六年）應榮叡、普照等之邀，與好幾位天竺僧人同赴日本。只是，道璿對日本的建樹，不在於原先被期望的——通過戒律整頓綱紀，而在於北宗禪的流布。日本天台宗開山祖師最澄的其中一位師父行表就是他的弟子。最澄的「四種相承」（圓頓戒相承、止觀業相承、遮那業相承，以及達磨禪相承）思想，正源自道璿。
經歷了長達十二年的屢敗屢試後，鑒真終於在七五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登陸日本。當時，他已經六十五歲。雖然聖武天皇已傳位給女兒孝謙天皇，但鑒真依然備受推崇。翌年初，鑒真受封為「傳燈大法師」，與奏請聖武天皇敕建東大寺的華嚴宗僧人良辨一起統領日本佛教事務。不難想像，鑒真的弘法傳戒活動，肯定會觸動到當時綱紀鬆散的舊教團的神經。
七五八年，孝謙天皇迫不得已傳位予淳仁天皇（此乃明治年間被追認的封號，過去他一直被稱為「淡路廢帝」）。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持者，鑒真隨之而遭受冷落、排擠。淳仁天皇即位後，托詞令鑒真專心授戒，因而解除他的僧綱，並改以「大和上」稱之。另外，又賜予在宮廷鬥爭中敗死的親王之舊宅，體面地把鑒真送出饒富象徵意義的東大寺。其弟子於是勸請鑒真以封地為伽藍，長傳四分律藏，以持戒之力護國。在獲得鑒真首肯後，便著手「私立唐律招提名，後請官額」，此伽藍即現今的唐招提寺。於是，鑒真便從東大寺遷居至此，直至七六三年圓寂。
事隔六年（七六四年），孝謙天皇重祚，改稱為稱德天皇。追隨鑒真東渡的弟子法進隨後成為「大僧都」，唐招提寺亦得以擴建。
在日本的十年歲月裡，鑒真傳授唐朝的正規戒律制度，又分別在奈良東大寺、筑紫（即現今福岡縣）觀世音寺，以及栃木下野藥師寺設立戒壇。此三地號稱「日本三大戒壇」，是最澄開創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僧尼正式受戒的指定場所。是以，鑒真被尊稱為「日本律宗初祖」。此外，雖然建立年代不詳，唐招提寺境內西側也設置了戒壇。
除了弘法傳戒之外，鑒真在日本還於多方面備受推崇。例如，他被譽為「日本漢方醫藥之祖」。據《續日本紀》，光明皇太后久病不癒，幸得鑒真進獻藥物治癒，因而受封為「大僧正」，這是日本僧階制度的最高級別。另外，他又大力傳播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記載的知識，寫下《鑒上人秘方》一卷，只可惜此著作早已佚失。在日常食用方面，他將祖國製造豆腐的方法傳授給日本人民。因此，直到今天，當地豆腐業仍尊稱他為祖師。在日本文化發展方面，他在第六次東渡時，攜同王羲之、王獻之等著名書法家的字帖等珍貴文物隨行，對日本書道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由於鑒真對天平（聖武天皇的年號）時代的文化形成所作出的偉大貢獻，日本人民甚至以「天平之甍」比喻他的崇高成就。
至於鑒真對現代社會還有沒有起到任何新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在筆者旅行期間，發現「鑒真」這個名字彷彿成了產品質量的保證。市面上，有奇應丸、「鑒真茶」、「鑒真香」等產品出售。其中，「鑒真香」的受歡迎程度，可從產量供不應求，每名顧客限購兩小束這銷情上略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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