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三尊歷史悠久、巧奪天工的佛像外，唐招提寺金堂內，其實還隱藏著一座奈良時代人們構想的空中花園。在這座空中花園裡，佈滿著五彩繽紛的寶相華；擅長種種技藝的飛天，就在花團錦簇的美景中吹奏妙樂、翩翩起舞。只是，空中花園的色彩隨著光陰荏苒悄然褪去，現在只剩下隱約難辨的痕跡而已。
「寶相華」是中國隋唐时期盛行一時的紋樣，被視為聖潔端莊、雍容華貴的理想花型，古代人把嚮往的極樂世界，以及對美好與吉祥的祝願都寄託在寶相華上。隨著佛教東傳，寶相華紋樣亦在日本流行起來，而且還流傳至今。
關於在建築物內繪製空中花園，中國古代有特定的規格。據北宋《營造法式》第十四卷〈彩畫作製度〉記載：「五彩篇裝之製……華文有九品：一曰海石榴華（寶牙華、太平華之類同）。二曰寶相華（牡丹華之類同）。三曰蓮荷華。以上宜於梁、額、橑簷方、椽、柱、枓栱、材昂、栱眼壁及白版內。凡名件之上，皆可通用。其海石榴若華葉肥大不見枝條者，謂之鋪地卷成。如華葉肥大而微露枝條者，謂之枝條卷成。並亦通用。其牡丹華及蓮荷華或作寫生畫者，施之於梁、額或栱眼壁內。四曰……」文中的「華文」即紋樣；「栱眼壁」即枓栱與枓栱之間空餘的部分。
除了城市中的木構建築頂部之外，繽紛的寶相華紋樣亦可見於敦煌石窟藻井。其中第三二九窟的「蓮華飛天藻井」，除了被視為初唐藻井的代表作之外，中央那朶多重蓮華，更被認為寶相華紋樣的起源。
由於寶相華並不是現實中存在的花卉，因此紋樣變化多端、飽含創意。原初多以蓮華為主體，飾之以忍冬。後來不斷演化，在寶相華紋樣中加入菊花、石榴、牡丹等元素。在某程度上，寶相華紋樣愈顯得富麗璀璨，就表示當時的國力愈強盛。因為，繪製彩畫的顏料都是由當時珍貴之物料製作而成。是以，由初唐至盛唐，寶相華紋樣就愈見繁縟絢麗。
至於唐招提寺金堂內的寶相華是甚麼模樣的呢？想必也帶著盛唐時期的氣質吧！畢竟，鑒真乃盛唐時期的高僧。由他和隨行弟子傳播至日本的一切，都是唐朝最先進、最講究的。而唐招提寺就是由鑒真和他的弟子共同創建的，即使興建金堂時他大概已不在人間，但在客觀條件許可下，追隨他渡日傳法的弟子們肯定都會把已掌握到最高超、最成熟的建築、彩畫、雕塑等造詣與技術，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
順帶一提，供奉於金堂的本尊盧舍那佛坐像，以及鑒真和上坐像都用了脱活乾漆造。後者更成為日本最早的肖像雕塑。那是擅長製作漆器的思託和其他弟子有感鑒真即將離世，為了日後緬懷他而利用髹漆技法引入夾紵製器工藝所造的御影像。這種稱為脱活乾漆的造像技法是奈良時代所特有的。
唐招提寺金堂內供奉的三尊佛像，都是日本的國寶。置於正中央的是盧舍那佛坐像，其左右分別是象徵東方的藥師如來立像，以及象徵西方的千手觀音立像。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本尊組合充滿密教色彩。在華嚴信仰尚未普及，與正純密教仍未曾從印度傳入中國之前，漢地鮮有盧舍那佛造像。另外，千手觀音乃密教六觀音之一。儘管該寺乃律宗的總本山，但上述佛像組合明顯透露著與密教的微妙關係。
事實上，鑒真與密教思想的關聯不僅止於此。唐招提寺金堂的本尊組合，只不過是一個縮小了的立體曼荼羅。當鑒真相繼為三大戒壇寺設立戒壇之時，早已就地取材，為日本建構了一個巨型立體曼荼羅。「曼荼羅」是梵語 Mandala 的漢譯，它是佛教其中一個支派「密教」所採用的傳法工具。密教把難以言盡的佛法視象化，通過曼荼羅中蘊含象徵意味的圖像，向人展示其宏偉的宇宙觀。只要攤開地圖，就會發現坐鎮鑒真為日本建構的立體曼荼羅中央位置的，是當時的首都奈良的東大寺本尊盧舍那佛坐像。而鎮守立體曼荼羅東、西兩方的，分別是位於日本列島東部的栃木縣下野藥師寺，以及位於日本列島西部的筑紫（即現今福岡縣）觀世音寺。在古代，北關東（即現今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是大和朝廷與土著蝦夷人勢力對峙的據點。順帶一提，差點當上日本天皇的道鏡和尚，正是被貶到下野藥師寺擔任別當（相當於住持）。至於筑紫則是異域文化流進日本的入口，當時的外交迎賓館「筑紫館」（即平安時代的「鴻臚館」前身）就建於此地。兩地均為奈良時代的軍事重地。三大戒壇寺的巧妙布局，與唐招提寺金堂的本尊組合一致，這種一致性不可能純屬巧合。
據平安時代《扶桑畧記》，「大唐鑒真和尚，奉為聖武皇帝，（唐）招提寺所創建也。金堂一宇少僧都唐如寶所建立也。安置廬舍那丈六像一軀，唐義靜法師造之。經藏一基、……鐘樓一基、講堂一宇、……食堂一宇，安置障子藥師淨土繪阿彌陀佛像。……羂索堂一宇，安置金色不空羂索菩薩像一軆。」上述記載不僅告訴我們，迄今所見的本尊盧舍那佛坐像於創建時就設置於金堂，而且代表密教的不空羂索菩薩像也被放置在唐招提寺。這進一步顯現了密教色彩。
那麼，鑒真與密教思想的連結到底有多深呢？若把歷史片段併湊在一起，這疑問即可迎刃而解。
盛唐是禪、淨、密等各宗派百花齊放、蓬勃發展的時期。深受武則天尊崇的「賢首國師」法藏參與新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簡稱《華嚴經》）八十卷，在聖歷二年（六九九年）翻譯完成。這是一部講述覺者（即「佛」）境界及理想生命的經典。當把新譯好的《華嚴經》呈獻予武則天時，她心領神會地寫下流傳至今的「開經偈」。隨著華嚴體系經典普及，加上朝廷對華嚴信仰的推崇，盧舍那佛漸漸為人所屬悉，因而湧現大量描述華嚴境界的佛教藝術品。
鑒真曾於景龍元年（七〇七年）到東都洛陽遊學，翌年轉往西京長安受戒。之後，他接受了許多高僧大德的教誨，又學了許多佛教藝術與醫學等知識。到了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年），鑒真自長安返回揚州，繼續從事弘傳戒律的工作。而鑒真在遊學期間，正好見證正純密教在漢地誕生。
善無畏、金剛智與不空合稱「開元三士」，他們掀開了正純密教傳入東土的歷史篇章。善無畏在開元四年（七一六年）抵達長安，並於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年）完成《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的翻譯。而金剛智與不空則在開元八年（七二〇年）至洛陽，並於開元十一年（七二三年）譯出《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這兩部正純密教根本經典，都是以上述譯名為「盧舍那佛」、或譯為「毘盧遮那佛」、「大日如來」為說法中心。
在當時新興發展得相對鼎盛的華嚴與密教思想互融互涉下，催生了許多結合兩者的造像。有別於過去供人膜拜的意圖，新發展出來的佛菩薩造像的存在意義，在於透過藝術性象徵手法，創造供人欣賞以至與其象徵的神聖境界冥合（即瑜伽）的藝術空間。在彼邦仰慕中國文化的日本聖武天皇，就是在這樣的佛教藝術發展背景下，於天平十五年（七四三年）下詔鑄造東大寺大佛。這尊金銅製盧舍那佛坐像在鑒真成功東渡前一年（即七五二年）鑄成，由天竺僧人菩提僊那主持大佛開眼儀式。
當正純密教在漢地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最初十七年，鑒真恰好處身洛陽、長安這兩個歷史交匯點。以他的好學精神，不可能沒有接觸和瞭解密教。另外，從《唐大和上東征傳》可見，他在第六次東渡時，除了用來傳授戒律的經典外，隨行還帶備《華嚴經》八十卷，以及「彫白栴檀千手像一軀、繡千手像一鋪、救［苦］觀世音像一鋪、藥師、彌陀、彌勒菩薩瑞像各一軀」。這些都是充滿秘密大乘佛教色彩的藝術品。
畢竟，成熟圓融的思想，不可能不經過醞釀、發酵與沉澱而無端發生。今天從歷史發展結果倒推回來看，鑒真無疑是加強了正純密教傳入日本的條件。
為紀念唐朝僧人鑒真東渡奉獻終身的事跡，井上靖根據《唐大和上東征傳》，創作出感動萬千讀者的歷史小說《天平之甍》。唐招提寺金堂的正脊兩端的鴟尾，正是因為這部小說而廣為人熟知。
鴟尾是中國古代建築式樣之一。在漢、唐時期傳入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等地。在日本，鴟尾盛行於奈良時代。當時，平城宮的建築物（如朱雀門、大極殿）與敕建寺院（如東大寺大佛殿）的鴟尾均採用金屬製成。由於唐招提寺乃非敕建寺院，所以鴟尾不能使用金屬製，而只能使用瓦製。
從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九年，日本政府對唐招提寺實施「平成十年大修」。在拆卸金堂正脊的兩隻唐式鴟尾後，瓦匠發現它們來自不同的年代。位於西側的一隻鴟尾超過一千二百歲，而從正面向右手邊眺望金堂可見的東側的那隻鴟尾則只有六百多歲（即上圖中有在日本象徵吉祥的烏鴉佇立的那個位置）。換言之，西側的鴟尾屬於初建時期的製作。
令人惆悵的是，初建時期的鴟尾竟比元亨三年（一三二三年）大修時換上去的鴟尾保存得相對完整。年幼鴟尾的頭腹間，有一道使之幾近斷開的裂紋。那道明顯的裂紋，深深地烙印在是次修復工程的領頭瓦匠山本清一的心坎裡。該裂紋讓他警覺到不要為人生留下任何遺憾。山本清一和其他參與是次修復工程的工匠都意識到，如果唐招提寺毁在這一代人手裡或者修不好的話，既愧對前人，也會被後人恥笑。他們認為這種心情是一種工匠之魂。
山本清一是奈良人，製瓦是家業。他推想，六百多年前在鴟尾上留下自己姓名的瓦匠，當時必定已竭盡所能，只是他未料到自己所造的鴟尾並不如那隻初建時期的鴟尾般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由於天平年間的工藝今已失傳，當時已年過七旬的山本清一只能依靠現代人的智慧，去探索如何復原一對一點二米長的巨形鴟尾。能讓新造的一對鴟尾保存著天平文化時代的遺韻，屹立另一個千年是他的夙願。因此，他反覆研究年幼鴟尾的頭腹間那道裂紋的成因，並從多番失敗經驗採集得來的數據，掌握到陶土所需的濕度與粘度。
從紀錄片中所見，山本清一在開窯那天特意盛裝到場，臉上時憂時喜的神情，彷彿在參加一項重要的儀式。他後來憶述：「（鴟尾）出窯的那一瞬，真是非常神秘，好像是等待孩子的誕生。」自這項修復工程起，他年輕的長孫就跟隨他學習製瓦技藝。他說自己當年走上瓦匠之路，也正好是那樣的年紀。之後，山本清一又帶領長孫和他的團隊，參與另一項世界文化遺產「姬路城五年大修」。他說：「並不為甚麼利益，就是想高高興興做出漂亮的瓦。」
唐招提寺金堂保留了碩果僅存的天平文化時代建築式樣。而《天平之甍》描述的那隻飽經千載星霜的西側鴟尾現已莊嚴榮休，被安置在「唐招提寺新寶藏」館中展覽。而新的一對鴟尾則擔起其使命，正向著另一個千年的宏大目標邁進。
通過這對當代鴟尾的誕生故事，可感受到瓦匠如何在尊重和感激當中，將技藝傳承給下一代的「工匠之魂」。
儘管鑒真是應邀到日本弘法傳戒，但受到皇室禮遇並不意味著一切順遂。因為建立授戒制度，等於直接衝擊舊有教團的既得利益。再者，一朝天子，一朝僧侶。孝謙天皇傳位給淳仁天皇後，鑒真及其派系自不然受到排擠與誹謗。鑒真逝世後，追隨他東渡的弟子思託為了反駁種種攻擊，便撰寫了《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鑒真傳》，然後邀請曾受鑒真化導的著名文學家淡海三船（即真人元開）幫忙，好讓世人免於被流言蜚語所蒙蔽，有渠道真正瞭解到鑒真的事跡。於是，真人元開便參照思託的著述，在鑒真遷化後十六年（七七九年）寫成《唐大和上東征傳》。這部萬餘字的傳記，成為後人研究鑒真東渡之來龍去脈，以及當時中日兩地的政治、經濟、佛教與民生等活動的重要原始史料。至於思託撰寫的《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鑒真傳》則沒有流傳下來。仔細想想，或許思託也不想讓它流傳，否則有違當初委託真人元開撰書的本意。
《續日本紀》是一部平安時代編纂的官方史書，第廿四卷有一則關於鑒真生平的條目。全文引錄如下：
五月戊申，大和上鑒真物化。和上者，楊州龍興寺之大德也。博渉經論，尤精戒律。江淮之間獨爲化主。天寶二載，留學僧榮叡、業行等白和上曰：「佛法東流至於本國，雖有其教，無人傳授。幸願和上東遊興化。」辭旨懇至，諮請不息。乃於楊州買船入海，而中途風漂，船被打破。和上一心念佛，人皆賴之免死。至於七載，更復渡海，亦遭風浪漂著日南。時，榮叡物故。和上悲泣失明。勝寳四年，本國使適聘於唐，業行乃説以宿心。遂與弟子廿四人，寄乘副使大伴宿禰古麻呂船歸朝，於東大寺安置供養。於時有敕，校正一切經論，往往誤字諸本皆同，莫之能正。和上諳誦多下雌黄，又以諸藥物令名真偽，和上一一以鼻別之，一無錯失。聖武皇帝師之受戒焉。及皇太后不癒，所進醫藥有驗，授位大僧正。俄以綱務煩雜，改授大和上之號。施以備前國水田一百町，又施新田部親王之舊宅以爲戒院，今（唐）招提寺是也。和上預記終日，至期端坐，怡然遷化。時年七十有七。
以上記載是從當時的掌權者淳仁天皇為主位，記錄鑒真的事跡。其中，上半段和有關唐招提寺的內容，與《唐大和上東征傳》吻合。
時移世易，鑒真及其弟子在皇權易主後所受到的待遇已然不同。若上述引文仍無助於理解其難堪處境的話，平安時代私人編撰的史書《扶桑畧記》應該可以清楚說明一切：
天平寶字二年八月庚子朔，敕：「大僧都鑒真和上，戒行轉潔，白頭不變。遠渉滄波，歸我聖朝。號曰大和上。恭敬供養，躁煩不敵勞老，宜停僧綱之任。諸寺僧尼欲學戒律者，皆屬令習。」
真人元開在《唐大和上東征傳》中，記下了自己初謁鑒真的心情：
我是無明客，長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誘，懷抱絕埃塵。
道種將萌夏，空花更落春。自歸三寶德，誰畏六魔瞋。
千多年後（一九五七年），記者出身的作家井上靖，根據真人元開撰寫的傳記，創作出歷史小說《天平之甍》，延續日本人對鑒真的景仰與緬懷。在中國之行後，他為《天平之甍》增添了新內容。一九五八年，井上靖憑藉這部著作，獲得日本藝術選獎文部大臣賞。
乍看之下，該小說名稱怎樣也無法令人聯想到鑒真。然而，在它問世之後，「天平之甍」成了鑒真的代號。「天平」是奈良時代聖武天皇的年號；「甍」字原意為建築物的屋脊、屋檐，而在這部小說中則專指唐招提寺金堂的正脊。該正脊兩端各有一隻唐式鴟尾。鴟尾是中國古代建築的一種脊獸；通常位於房屋正脊兩端，有時也會用於牆脊上，作用是加固正脊與防止滲水。在日本人的眼中，鑒真猶如唐招提寺金堂甍上的鴟尾，以持戒之力守護著這片土地上的眾生。
鑒真生於垂拱四年（六八八年）。十多歲時，陪同父親入寺後，請求父親准許出家。適逢武則天當政的長安元年（七〇一年）下詔諸州度僧，鑒真便在父親習禪的師父智滿門下出家，配住於揚州大雲寺（後改稱「龍興寺」），從此活出傳奇一生。
鑒真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屢犯險難，年邁失明，仍不忘初衷；經歷過五次失敗，仍鍥而不捨，第六次才東渡成功。他在日本傳播戒法之餘，還把中國最古老的民間智慧，以及當時最先進的唐代文化悉數介紹給日本，因而對日本文化帶來既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鑒真第一次東渡，還未起行便遭誣陷。第二次東渡，剛出發就觸礁。第三次出海，船擱淺而流落荒島。第四次，被徒弟報官出賣而未成行。第五次，遇上颱風，在海上漂泊，餐風飲露。終於，在第六次，才排除臨行前的一切阻撓，成功東渡。究竟是甚麼在推動著這位年邁體弱、在中國德高望重的高僧，不惜身命、遠赴重洋呢？
原來，聖武天皇於天平五年（七三三年），派遣僧人榮叡、普照等，入唐尋訪戒律大德東渡。據《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他們對鑒真說：「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日本國昔有聖德太子曰︰『二百年後，聖教興於日本。』今鍾此運，願大和上東遊興化。」太子預言的「二百年後」恰恰是奈良時代。可惜，當時的佛教不盛反衰，龍蛇混雜的僧團普遍出現私度、欠紀律等問題，這讓篤信佛教的聖武天皇憂心忡忡，冀從唐朝引入戒律，以規範僧侶的行為，重振日本佛教。其實，這與佛陀當年立戒整頓僧團紀律的理由雷同。
得悉當時的日本佛教界「無傳法人」，鑒真又怎會無動於衷呢？眼前有人甘願冒著葬身大海之險，都要實現致力普傳佛法的聖德太子的悲願，鑒真當然義不容辭。
《唐大和上東征傳》的撰寫人真人元開（即文學家淡海三船）是在明治年間被追認為「弘文天皇」的大友皇子的曾孫。早於鑒真東渡前，他已追隨「擬爲傳戒者」的道璿出家，法名元開。當鑒真抵達奈良後，便由鑒真親自化導。
道璿於天平八年（七三六年）應榮叡、普照等之邀，與好幾位天竺僧人同赴日本。只是，道璿對日本的建樹，不在於原先被期望的——通過戒律整頓綱紀，而在於北宗禪的流布。日本天台宗開山祖師最澄的其中一位師父行表就是他的弟子。最澄的「四種相承」（圓頓戒相承、止觀業相承、遮那業相承，以及達磨禪相承）思想，正源自道璿。
經歷了長達十二年的屢敗屢試後，鑒真終於在七五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登陸日本。當時，他已經六十五歲。雖然聖武天皇已傳位給女兒孝謙天皇，但鑒真依然備受推崇。翌年初，鑒真受封為「傳燈大法師」，與奏請聖武天皇敕建東大寺的華嚴宗僧人良辨一起統領日本佛教事務。不難想像，鑒真的弘法傳戒活動，肯定會觸動到當時綱紀鬆散的舊教團的神經。
七五八年，孝謙天皇迫不得已傳位予淳仁天皇（此乃明治年間被追認的封號，過去他一直被稱為「淡路廢帝」）。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持者，鑒真隨之而遭受冷落、排擠。淳仁天皇即位後，托詞令鑒真專心授戒，因而解除他的僧綱，並改以「大和上」稱之。另外，又賜予在宮廷鬥爭中敗死的親王之舊宅，體面地把鑒真送出饒富象徵意義的東大寺。其弟子於是勸請鑒真以封地為伽藍，長傳四分律藏，以持戒之力護國。在獲得鑒真首肯後，便著手「私立唐律招提名，後請官額」，此伽藍即現今的唐招提寺。於是，鑒真便從東大寺遷居至此，直至七六三年圓寂。
事隔六年（七六四年），孝謙天皇重祚，改稱為稱德天皇。追隨鑒真東渡的弟子法進隨後成為「大僧都」，唐招提寺亦得以擴建。
在日本的十年歲月裡，鑒真傳授唐朝的正規戒律制度，又分別在奈良東大寺、筑紫（即現今福岡縣）觀世音寺，以及栃木下野藥師寺設立戒壇。此三地號稱「日本三大戒壇」，是最澄開創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僧尼正式受戒的指定場所。是以，鑒真被尊稱為「日本律宗初祖」。此外，雖然建立年代不詳，唐招提寺境內西側也設置了戒壇。
除了弘法傳戒之外，鑒真在日本還於多方面備受推崇。例如，他被譽為「日本漢方醫藥之祖」。據《續日本紀》，光明皇太后久病不癒，幸得鑒真進獻藥物治癒，因而受封為「大僧正」，這是日本僧階制度的最高級別。另外，他又大力傳播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記載的知識，寫下《鑒上人秘方》一卷，只可惜此著作早已佚失。在日常食用方面，他將祖國製造豆腐的方法傳授給日本人民。因此，直到今天，當地豆腐業仍尊稱他為祖師。在日本文化發展方面，他在第六次東渡時，攜同王羲之、王獻之等著名書法家的字帖等珍貴文物隨行，對日本書道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由於鑒真對天平（聖武天皇的年號）時代的文化形成所作出的偉大貢獻，日本人民甚至以「天平之甍」比喻他的崇高成就。
至於鑒真對現代社會還有沒有起到任何新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在筆者旅行期間，發現「鑒真」這個名字彷彿成了產品質量的保證。市面上，有奇應丸、「鑒真茶」、「鑒真香」等產品出售。其中，「鑒真香」的受歡迎程度，可從產量供不應求，每名顧客限購兩小束這銷情上略見一斑。
為甚麼唐招提寺會叫做「唐招提寺」呢？「唐」字和「寺」字都容易理解，但「招提」是甚麼意思呢？
唐代詩聖杜甫撰《游龍門奉先寺》詩，起首就用了兩次「招提」這個詞。
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
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從這首詩看來，「招提」指的就是龍門奉先寺。
若把時間軸向前推移，後魏太武帝在始光元年（四二四年），把寺院別稱為「招提」；這個稱呼亦傳播到朝鮮與日本。後來，隋煬帝在大業年間（六〇五年至六一六年），下令把所有寺院改稱為「道場」。到了唐代才恢復舊稱為「寺」。
對於「招提」一詞在過去二百多年來的應用，道宣在大唐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完成的《續高僧傳》卷第二中提到，當時大部分人都把這個詞曲解了，他指出此乃「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攜。並浪語也。」接著，他解釋道：「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鬪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為四方眾僧之所依住也。」換成現代語，即表示把略寫「招提」解作招引與提攜乃訛傳，這是望文生義所致。其實，那是梵語的音譯，正音為「招鬪提奢」，指來自五湖四海的僧人依住之處所。簡單來說，「招提」的原意就如杜甫所寫的寺院之意。
另一方面，《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和上言：『大好。』即寶字三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名，後請官額，依此為定。」依此看來，由鑒真創建的非敕建寺院原名其實是「唐律招提」。大概當時的心意是指來自唐土的律宗寺院。只不過，當新寺落成，恭請淳仁天皇頒賜額扁時，孝謙太上皇（即後來重祚的稱德天皇）卻御筆寫成「唐招提寺」。也許，道宣指出當時世人對「招提」一詞的曲解，亦隨著當時頻繁的中日交流遠播至日本。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唐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總本山。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前，為了幫助日本建立授戒制度，應邀東渡的唐朝僧人鑒真就在此地圓寂，遷化成為日本的沃土。
就在鑒真踏足日本後僅一年多（七五五年），安祿山叛變，率軍攻破潼關，長安失陷，京城付之一炬，盛唐的基業開始走下坡。而與故鄉分隔七千公里海路的鑒真，則在七五八年受到日本宮廷鬥爭波及後，在弟子的勸請下著手創建唐招提寺。不過，正如上一篇文章提及，通過現代的「年輪年代法」檢測後，專家推斷該寺的主要建築物——金堂應建於鑒真圓寂之後。不過，這無損日本人民對鑒真的愛戴。受到其堅毅不拔的精神所感動，從鑒真創建的唐招提寺，以至他從中國帶到日本的唐代物品，一直被視為國寶，受到悉心的呵護。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經常發生地震的國家，這麼多年來，唐招提寺金堂就經歷過四次大修。它們分別在文永七年（一二七〇年）、元亨三年（一三二三年）、元祿六至七年（一六九三至一六九四年），以及明治三十一至三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進行。一九九五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導致金堂三十六根立柱出現不同程度的傾斜，而頂柱還嚴重偏移原位達十二厘米之多。如果再不進行修復的話，恐怕整座金堂再也撐不下去。無巧不成話，該寺在一九九八年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正值在地震過後的民生設施修復工作也大致完成。同年，奈良縣成立專責委員會，開始對唐招提寺金堂進行長達兩年的詳細研究。基於研究結果，政府傾盡全國頂級工匠，在二〇〇〇年對唐招提寺實施「平成十年大修」。
大虹樑是金堂的關鍵建構，它肩負了千多年來撐住整座金堂的重任，也盛載著人們對鑒真的無限思憶。不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其價值都是彌足珍貴。故此，修復工程必須極力避免對它施加有別於過去的受力。在處理這個問題時，講求效率的人也許會問，既然要大費周章來重用這些古木，何不換上新木呢？試想想，如果捨棄了原有的古木，那就根本不必修復了，還何來古代建築的文化價值呢？
金堂解體後，修復人員驚訝地發現，在三百八十根椽子中，九成仍然是初建時期的古木。由於每根木材都包含著重要的歷史訊息，所以木匠都恪守過去四次大修的原則，儘量採用原有的木材，使古木的生命得以發揮到極致。因此，木匠小心翼翼地把已枯槁得不能再用的木頭鋸掉，然後以「木榫對接法」，把古木與新木接合起來。當然，要做到接口毫無縫隙確實有難度。當木匠把解體的木材重新歸位時，整體尺寸多於原件，僅為了兩毫米的誤差，木匠便用了兩天的時間去收緊。結果，整座金堂的三十六根立柱中，就只有一根換成全新的。整項工程沿用舊有的木材比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平成十年大修」在二〇〇九年十月結束，重現了唐招提寺金堂初建時的風采。值得注意的是，金堂正面由八根圓柱組成、間隔規則、一列排開的廊柱，是一種非常罕見的古代建築式樣，一直從奈良時代保留至今。
為了讓後人知道這次修復工程是如何完成，木匠把用過的工具與材料都收藏在屋頂。另外，金堂後面的講堂亦展覽著「平成十年大修」的點滴。所有參與是次修復工程的工匠，與過去四次大修的工匠一樣，都費盡心思要將前人建好的東西盡力保存，為的就是要將最寶貴的東西傳給後代。工匠努力不懈，個個都希望能讓唐招提寺再屹立另一個千年。這份使命感，與鑒真排除萬難、誓要東渡弘法傳戒的精神不相伯仲。
由古木與新木接合而成的立柱，既是新造的，也是舊有的；今日重新矗立的唐招提寺，既是現代的，也是古代的。至今仍保留著唐式建築風格的唐招提寺，是連接著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化傳承標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