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心」與「不知」

在公園拍攝小花特寫照期間，一隻小粉蝶驀然飛入鏡頭。

隨後重看這幅照片，大愚良寬的《花與蝶》即湧上心頭。

　　花無心招蝶　　花は无心に蝶を招き
　　蝶無心尋花　　蝶は无心に花を寻ぬ
　　花開時蝶來　　花开く时蝶来り
　　蝶來時花開　　蝶来る时花开く
　　吾亦不知人　　吾も亦人を知らず
　　人亦不知吾　　人も亦吾を知らず
　　不知從帝則　　知らずとも帝则に従う

就是花蝶「無心」與人「不（妄）知」且遵從宇宙法則，造就了這幅意外之作。美好的瞬間就這樣湛然不動！

東瀛古都遊30：大和飛鳥京

被譽為「日本人的精神故鄉」之古都城

「飛鳥京」是昔日大和國奠定中央集權的天皇體制、開創日本歷史上首個文化盛世「飛鳥時代」的基地。與後來建設的都城相比，幅員狹小；但許許多多古代宮殿、寺院、陵墓曾在這塊土地上舒展雄姿，一幕又一幕驚心動魄、氣吞山河、纏綿悱惻的歷史事件，曾在這個輝煌一時的「飛鳥京」舞台上演。如今，遺蹟處處，有待世人發掘與聆聽隱藏其中的故事。在雜亂紛陳的訊息大海之中，《古事記》、《日本書紀》（一般合稱「記紀」）和《萬葉集》三部古籍，無疑是提供那些沉寂已久、險被湮沒的故事的最可靠線索。那些隱藏著的故事之所以重要，皆因它們都是塑造出世代日本人之精神面貌的重要內涵。能穿越時光隧道，悠遊這個「記紀」的歷史舞台、《萬葉集》的歌詠場景，實在是一件賞心樂事。

普遍認為，編纂「記紀」之目的，在於向鄰近國家宣示大和國、倭國、日本是一個以天皇為核心的獨立國家，又或者是奠定當時朝廷政權的正統性。然而，若仔細閱讀「記紀」，就會發現它們的作用不限於政治。因為，這兩部「史書」不約而同地以神話為開端。曾提出印歐古代文明的三元（tripartie）結構模式的法國神話學家喬治・杜梅吉爾指出：「失去了神話的民族就失去了生命力」。換言之，神話的存在能左右一個民族的盛衰。因此，值得我們先概括地瞭解神話是怎樣形成，然後綜觀神話對現今日本社會的作用。

以筆者把旅日見聞訴諸筆端為例，任何人遇到奇特或感動的事情，總情不自禁地告訴他人。當某甲向他人講述這類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說出來的話語就成為故事。有了故事，本來互不相干的人、事、物、地等就會馬上發生聯繫，起到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的作用。例如：山坡上一株大樹，本來只是眾多可供乘涼遮蔭處之一。不過，原來那株樹是某甲的祖父為紀念他的降生而栽種；那麼，該株樹對某甲而言，即具有特殊、非凡的意義。

當一則故事在被一傳十、十傳百的過程中，增添了奇幻、荒唐、無稽的成分之後，仍對整個社群乃至民族起到緊密的連結作用時，那則故事往往容易成為神話。

雖然神話的本質是故事，但不是所有故事都能升格成為神話。由一則普通的故事變成一則神話，先決條件是一個社群或民族世代傳誦、共同擁有相同的故事。那些故事必須涉及那個社群或民族是怎樣形成的，將來又會如何發展下去的。理所當然地，神話還必須飽含「智慧」，啟迪擁有故事的人如何面對日常生活。

「記紀」的上古篇，正正記載著啟迪日本人的故事，發揮到連結日本民族的作用，從而塑造出日本人的精神面貌。由於日本神話的體系堪稱完整，因此很多人都會運用「記紀」中的神話，作為解讀日本人的心靈世界的根據。譬如，時而殘酷時而英勇的素盞嗚尊（《古事記》稱為「建速須佐之男命」），就有助解讀許多外國人認為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另外，日本神話中屢見不鮮的主題（例如「禁看」） ，也有助解讀日本人的心理與行為（例如「偷看」）。

當「記紀」呈示不同神話及歷史事件的框架與相互關係時，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和歌總集《萬葉集》則披露關鍵人物的心靈世界。收錄了多首古人詠嘆大和國四周風光的詩歌，《萬葉集》凝聚了上至君主，下至臣民的細膩情感。其中一首由三十六歌仙之一的柿本人麻呂創作的詩歌情境，總讓人在腦海中浮現冬日皚皚白雪覆蓋滿地時，唯獨「石舞台」（即現今的石舞台古墳）如浮石般露出雪地的景致。再者，《萬葉集》不僅啟發了剛登基的第一二六代德仁天皇的年號「令和」，而且更是不少傑出創作的靈感泉源。刷新日本動畫電影票房紀錄的《你的名字》，就是廣為人知的例證。

欲窺探日本人的精神故鄉，我們可以透過「記紀」和《萬葉集》穿梭時空。若奉行「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作為古代飛鳥京的明日香就是不容錯過的觀光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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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古都遊29：古墳壁畫帶來的啟示

舉國可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內脫胎換骨

古代壁畫往往透露很多珍貴的歷史訊息。一九三七年，梁思成就憑藉一幅展現唐代建築風格的壁畫，尋找到佛光真容禪寺（又稱「佛光寺」），證實中國仍保存著唐代木構建築而震驚了世界。而另一批透露了朝鮮王朝向日傳播中國文化的壁畫，則由日本考古學家於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在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的高松塚古墳中發現。

從已進入大眾視野的日本古墳壁畫中得知，飛鳥時代以前的古墳壁畫大多數以單色為主，構圖稚拙天真。然而，一踏入公元六世紀中葉，古墳壁畫即發生鉅大的轉變，令人眼前一亮。被鑑定為飛鳥時代中期以後建成的高松塚古墳，玄室內的壁畫色彩斑斕、構圖精密、氣勢宏大、筆法圓熟。這種脫胎換骨的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正如前文提及，崇峻天皇元年（五八八年），為了建造法興寺（即飛鳥寺），百濟派遣了一名畫工到日本。這名來自百濟的畫工，傳授技藝予日本工匠，對日本繪畫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十六年後，首批受朝廷認可的精英畫師於推古天皇十二年（六〇四年）誕生。據《日本書紀》記載：「始定黃書畫師、山背畫師」。加上《聖德太子傳曆》卷上云：「為繪諸寺佛像莊嚴，定黃文畫師、山背畫師、簀秦畫師、河内畫師、楢畫師等，免其戶課，永為名業。」這些史料記錄了當時人才輩出之餘，還把他們的主要工作範疇和享有的待遇一併記下。相隔六年，即推古天皇十八年（六一〇年），高句麗僧人曇徴又把製造紙、墨和顏料的技術傳入日本。至此，在朝鮮諸國王朝的直接支持下，日本大和國所需的繪畫人才、工具、材料、組織、制度等，在飛鳥時代只花了短短廿二年便一應俱全。

爾後，日本繪畫有了飛躍性的發展，高松塚古墳壁畫是其中一個有力的體現。這批壁畫的題材包括侍者及侍女群像、四靈獸（蒼龍、白虎、朱雀、玄武）、日輪和月輪。從天板石上，還發現到紅色的硃砂線把點點金箔連接起來，形成四象、七政、二十八宿、三垣等星宿圖。這無疑是企圖在一個密閉的幽闇空間之中，再現夜空上星羅棋布的天文景象與令人嚮往的世間活動。上圖的右方是其中一幅高松塚古墳壁畫。若不是已知其出處，恐怕會誤以為是一幅中國壁畫。圖中侍女們的服飾展現出濃厚的隋唐風格，她們手持的團扇和佛教法仗清晰可見。

在古代日本積極派遣隋使和遣唐使直接吸收中國文化之前，朝鮮諸國擔當了舉足輕重的橋樑角色。至於他們作為傳播中國文化的橋樑角色有多到位，也許可從公元六世紀梁朝蕭繹繪製的《職貢圖》中略知一二。《職貢圖》記載了曾到古代中國進貢的各國使者之特徵。原圖今已佚失，現存為宋人摹本的殘卷。上圖的左方和中間兩幅影像擷取自《職貢圖》。左圖顯示當時的倭國（即後來的日本國）使者入朝進貢時的原始打扮，而中圖所示的百濟國使者的裝束則明顯與中國服飾無異。由此，即不難理解何以一身隋唐服飾打扮的侍者和侍女、中國古代天象圖等，會成為日本古墳壁畫的題材。這顯示了原葬於此的權貴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

通過對比初唐末期永泰公主陵壁畫、高句麗舞踊墓壁畫、法隆寺金堂壁畫等，專家鑑定高松塚古墳壁畫於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製成。換言之，這批色彩鮮艷奪目、畫工精煉嫻熟的壁畫，是在古代日本全面掌握繪畫製作後，一個世紀之內創造出來的作品。這批壁畫不僅說明了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程度之深，同時亦反映出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的日本繪畫技術已達到精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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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古都遊28：石舞台古墳

古代建築的另一項奇蹟

除了日本國內最古老的正式佛教寺院飛鳥寺之外，明日香村還有一座建於飛鳥時代全國最大的横穴式石室方形墳。這座被稱為「石舞台」的古墳，據說是權臣蘇我馬子之墓。至於名稱的由來，一般認為源於石塊的平整形狀。不過，也有兩則一直流傳著的傳說。一說：在遠古時代，有狐變成人形在石上起舞。另一說：古代曾有流浪藝人，苦無適合的場地作表演，故以該大石為舞台。

就歷史與考古價值而言，在日本全國約二十萬座古墳之中，石舞台古墳肯定是其中一個很值得遊覽的地方。首先，日本早期非君主或皇族的陵墓規模一般比較小型，而且多以泥土沙丘堆砌而成。然而，石舞台古墳的規模，大得令人咋舌。雖然格局有別於同被納入國營飛鳥歷史公園內的其餘兩座古墓塚，石舞台古墳的內部四周沒有珍稀的四靈獸（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壁畫，天板石上也找不著精密的星宿圖；但是這座露天古墳由三十多塊總重量高達二千三百噸的巨型花崗岩石構成。暢遊石舞台古墳當天，附近有一個小攤位，工作人員熱情地向遊客免費提供虛擬實境眼鏡，讓遊客通過立體虛擬世界，穿梭時空，猶如親臨千多年前的現場，瞭解古人是如何發揮智慧，把巨型花崗岩石從櫻井多武峯山腳，經冬野川遠程挪移到來建造這座墓塚。那種震撼的感覺，還挺迫真的。有能力策動如斯浩大的工程，創造古代建築的另一項奇蹟，相信曾被埋葬於此的人絕非泛泛之輩。因此，在眾說紛紜的說法之中，普遍認為此乃權臣蘇我馬子之墓的推測最為有力。

另一個很值得遊覽石舞台古墳的原因，就是遊客參觀的並非仿製的復原模型。大家可以無拘無束地進入原原本本的石室內部，仔細端詳、認真考察這座古代建築物的內部結構。

石舞台古墳就位於飛鳥寺的東南方不遠處，與聖德太子的誕生地橘寺遙遙相對。遊客可在大半天內，輕輕鬆鬆地遊覽這三個飛鳥時代的標幟性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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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古都遊27：國營飛鳥歷史公園

保存著珍貴的歷史古蹟、人文風貌與自然景致

日本有一位家傳戶曉的神話人物叫「日本武尊」，他是第十二代天皇的其中一個兒子。由於其父景行天皇意外地發現他性格暴戾，為了把他支開、遠離自己，就在日本武尊剛滿十六歲的時候，藉詞為大和國開闢疆土，派他前往西邊開戰。當日本武尊凱旋而歸，景行天皇對他便更為忌憚了，馬上又派他領軍東征十二國。由於長期轉戰各地，日本武尊非常懷念故鄉。景行天皇四十三年，日本武尊在近江膽吹山染上急病，在返回大和國的途中，他唏噓地吟誦：

　　秋津大和者，萬國之中最真秀。
　　疊疊青山垣，環峰繞兮猶仙境。
　　大和美兮不勝收！

歌畢，即倒地不起，享年僅三十二歲。當時他歌詠的「大和」地區，相當於現今的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櫻井市、橿原市一帶。

大和國對周邊小國的吞併，並沒有因為日本武尊離世而停止。大約在公元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大和國的統一大業才大致完成，正式建立起日本歷史上首個統一政權。約莫就在這個時期，上述各地開始建造為數不少的巨型墓塚，用以埋葬地位崇高的人物。這些巨型墓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和王權勢力擴張的範圍。因此，公元三世紀至七世紀的大和時代，又被稱為「古墳時代」。「大和」亦逐漸成為「倭」、「日本」的代名詞。

隨著公元八世紀初，大和王權遷都至平城京（即現今的奈良市），大和地區逐漸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因為繁華不再，大和地區才免受大規模的人工開發和戰火破壞，大自然與人文的原始風貌才得以保存。

日本政府為了保護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特別規劃了總面積約六十公頃的「國營飛鳥歷史公園」。公園由「石舞台地區」、「高松塚周邊地區」、「龜虎古墳周邊地區」、「甘樫丘地區」、「祝戶地區」等五個地區組成。分佈在偌大草坪和樹林間的古墳和石碑，不僅沒有讓人感到陰森可怖，反而營造出一種獨特而雅致的空間。總的來說，明日香村的人、建築物與大自然和諧共處，是人們認識歷史、郊遊休憩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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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古都遊26：飛鳥寺的梵鐘

迴盪著人們尋求心靈回響的鐘聲

古印度有一個物產豐饒的舍衛國，迦毘羅衛國的喬達摩悉達多太子開悟後曾在那裡演說《金剛經》。舍衛國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名「衹園精舍」，寺內有一所給患病僧侶療養的「無常院」。傳說，無常院中有一口鐘，其響彷彿在吟誦《大般涅槃經》中的四句偈：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當初讀到這個故事時，總有點不明所以，直至親眼目睹飛鳥寺的梵鐘後，終於茅塞頓開、豁然開朗。

飛鳥寺在江戶時代重建後又稱「安居院」，四周環繞著一塊又一塊整齊的旱田。在院內，近代才建成的鐘樓上懸掛著一口銅鐘，鐘上除了刻有山號「鳥形山」、院號「安居院」和寺號「飛鳥寺」之外，還刻著上述四句偈。有別於日本國內大部分寺院，飛鳥寺的佛像、建築物等任人拍攝，鐘樓任人攀登，梵鐘也任人撞打。這裡唯一的規矩，只是禁止連續撞打梵鐘而已。這項規矩背後有何深意呢？

不同的鐘聲具有不同的作用。鬧鐘聲用來叫醒睡夢中的人，警鐘聲則用來向人示警。至於具有宗教意義的教堂鐘聲，嘹亮悠揚，旨在歌頌神聖、禮讚生命；而寺院的梵鐘聲，深沉迴盪，旨在撫平心靈風浪、理順紊亂思緒。因此，梵鐘聲響過後的餘音裊繞才是重點所在。若連續撞打梵鐘，不但無法聆聽到最重要的聲響，而且還會錯過與鐘聲共鳴相應、自我探索心靈深處的機緣。

周作人譯了一半便辭世，由申非續譯的日本古典文學名著《平家物語》，開場詩句云：「衹園精舍鐘聲響，訴說世事本無常」。這兩句詩經常被引用，可惜人們總是用它來慨嘆人生無常，而完全忽視「無常」的本質。「無常」指變幻不定的現象，而世事瞬息萬變卻是一種常態。換言之，「變幻原是永恆」。永恆即是「常」，故「無常」乃「常」。

《平家物語》首兩句開場詩，正正道出日本歷史如何演繹上述《大般涅槃經》中的四句偈，告訴人們「無常」的創造性。正因為「無常」，歷史人物平清盛才有機會取代獨佔鰲頭長達幾個世紀的藤原家，登上位極人臣的太政大臣寶座。亦正因為「無常」，驕奢霸道的平家終究滅亡。試想想，如果一切都恆常不變，那末，囂張跋扈的人永遠掌權執政，無論百姓如何安忍勤勉都不可能過上太平日子。同樣道理，若不是因為「無常」，無論病人如何調理療養都永遠在病中，不可能恢復健康。若不是因為「無常」具有積極性，因病入住古印度衹園精舍無常院的古代僧侶，每天還要聽到如在吟誦「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的鐘聲，那豈不是精神折磨？！

梵鐘響後迴盪四方的鳴顫聲「咚……」，提醒人們靜下來、想一想「無常」乃「常」，每一瞬間都可以作出改變。至於要變好還是變壞，全取決於個人價值觀與立場，這都繫於每個人在一念之間所作出的選擇。就令人省思的作用而言，梵鐘聲可說是人們尋求心靈回響的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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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古都遊25：飛鳥寺的山號

此「鳥形山」不同彼「鳥形山」，千萬別上錯山啊！

一般而言，日本的寺院全稱由「山號」、「院號」和「寺號」三個部分構成，簡稱「山院寺」。就以真言宗善通寺派的總本山寺院為例，其正式名稱為「屏風浦五嶽山　誕生院　善通寺」。不過，事實上也有些寺院並沒有山號或院號的。例如：高野山真言宗的總本山寺院「高野山　金剛峯寺」就沒有院號，而真宗大谷派的本山真宗本廟既無山號亦無院號，只有寺號「東本願寺」。那麼，寺院的山號和院號代表著甚麼呢？

首先，山號起源於中國。由於中國很多寺院都建在遠離繁囂的山上，其中不乏直接取用所在的山名作為名號的寺院。反觀，當佛教傳入日本之初，寺院都由當權者和貴族為了鎮護國家或現世利益而在都城內興建。因此，日本最初的寺院並沒有山號。由蘇我馬子發願創建的飛鳥寺，原本命名為「法興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日本的寺院系統化地採用山號，始於平安時代初期，兩位主張山嶽佛教信仰的密教大師——最澄和空海。他們結合了日本自古以來的山嶽信仰，將深山視為聖域，慢慢由寺院最初只專屬權貴（即氏寺），轉變成為真正的修行道場，從而更有效地弘揚佛法。後來，這兩位密教大師分別在比叡山和高野山興建道場，發展出日本天台宗與真言宗。自此之後，新建或後來交由修行者主理的寺院，都會在寺號前加上山號，以表示該寺院乃修行之道場。就以飛鳥寺為例，其山號「鳥形山」是後來加上去的，蓋因飛鳥寺後來交由真言宗豐山派主理而來。

至於院號，其實沒有一種確切的說法，導致院號和寺號之間難以區別。飛鳥寺目前的正式名稱為「鳥形山　飛鳥寺（安居院）」。是以，不管稱「飛鳥寺」或「安居院」，其實都在表示同一座寺院的範圍。

與金剛峯寺建於高野山不同，在計劃行程時得留意，飛鳥寺並不是在鳥形山上修建的。「鳥形山」位於四國高知縣吾川郡，而飛鳥寺則座落於近畿（又稱關西）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明日香」又稱「飛鳥」，日語讀音同為「あすか」。購票乘車，記得在飛鳥站下車。再者，高知縣的「鳥形山」，日語讀音為「とりがたやま」；而飛鳥寺的山號「鳥形山」，日語讀音為「ちょうけいざ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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