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生於垂拱四年（六八八年）。十多歲時，陪同父親入寺後，請求父親准許出家。適逢武則天當政的長安元年（七〇一年）下詔諸州度僧，鑒真便在父親習禪的師父智滿門下出家，配住於揚州大雲寺（後改稱「龍興寺」），從此活出傳奇一生。
鑒真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屢犯險難，年邁失明，仍不忘初衷；經歷過五次失敗，仍鍥而不捨，第六次才東渡成功。他在日本傳播戒法之餘，還把中國最古老的民間智慧，以及當時最先進的唐代文化悉數介紹給日本，因而對日本文化帶來既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鑒真第一次東渡，還未起行便遭誣陷。第二次東渡，剛出發就觸礁。第三次出海，船擱淺而流落荒島。第四次，被徒弟報官出賣而未成行。第五次，遇上颱風，在海上漂泊，餐風飲露。終於，在第六次，才排除臨行前的一切阻撓，成功東渡。究竟是甚麼在推動著這位年邁體弱、在中國德高望重的高僧，不惜身命、遠赴重洋呢？
原來，聖武天皇於天平五年（七三三年），派遣僧人榮叡、普照等，入唐尋訪戒律大德東渡。據《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他們對鑒真說：「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日本國昔有聖德太子曰︰『二百年後，聖教興於日本。』今鍾此運，願大和上東遊興化。」太子預言的「二百年後」恰恰是奈良時代。可惜，當時的佛教不盛反衰，龍蛇混雜的僧團普遍出現私度、欠紀律等問題，這讓篤信佛教的聖武天皇憂心忡忡，冀從唐朝引入戒律，以規範僧侶的行為，重振日本佛教。其實，這與佛陀當年立戒整頓僧團紀律的理由雷同。
得悉當時的日本佛教界「無傳法人」，鑒真又怎會無動於衷呢？眼前有人甘願冒著葬身大海之險，都要實現致力普傳佛法的聖德太子的悲願，鑒真當然義不容辭。
《唐大和上東征傳》的撰寫人真人元開（即文學家淡海三船）是在明治年間被追認為「弘文天皇」的大友皇子的曾孫。早於鑒真東渡前，他已追隨「擬爲傳戒者」的道璿出家，法名元開。當鑒真抵達奈良後，便由鑒真親自化導。
道璿於天平八年（七三六年）應榮叡、普照等之邀，與好幾位天竺僧人同赴日本。只是，道璿對日本的建樹，不在於原先被期望的——通過戒律整頓綱紀，而在於北宗禪的流布。日本天台宗開山祖師最澄的其中一位師父行表就是他的弟子。最澄的「四種相承」（圓頓戒相承、止觀業相承、遮那業相承，以及達磨禪相承）思想，正源自道璿。
經歷了長達十二年的屢敗屢試後，鑒真終於在七五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登陸日本。當時，他已經六十五歲。雖然聖武天皇已傳位給女兒孝謙天皇，但鑒真依然備受推崇。翌年初，鑒真受封為「傳燈大法師」，與奏請聖武天皇敕建東大寺的華嚴宗僧人良辨一起統領日本佛教事務。不難想像，鑒真的弘法傳戒活動，肯定會觸動到當時綱紀鬆散的舊教團的神經。
七五八年，孝謙天皇迫不得已傳位予淳仁天皇（此乃明治年間被追認的封號，過去他一直被稱為「淡路廢帝」）。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持者，鑒真隨之而遭受冷落、排擠。淳仁天皇即位後，托詞令鑒真專心授戒，因而解除他的僧綱，並改以「大和上」稱之。另外，又賜予在宮廷鬥爭中敗死的親王之舊宅，體面地把鑒真送出饒富象徵意義的東大寺。其弟子於是勸請鑒真以封地為伽藍，長傳四分律藏，以持戒之力護國。在獲得鑒真首肯後，便著手「私立唐律招提名，後請官額」，此伽藍即現今的唐招提寺。於是，鑒真便從東大寺遷居至此，直至七六三年圓寂。
事隔六年（七六四年），孝謙天皇重祚，改稱為稱德天皇。追隨鑒真東渡的弟子法進隨後成為「大僧都」，唐招提寺亦得以擴建。
在日本的十年歲月裡，鑒真傳授唐朝的正規戒律制度，又分別在奈良東大寺、筑紫（即現今福岡縣）觀世音寺，以及栃木下野藥師寺設立戒壇。此三地號稱「日本三大戒壇」，是最澄開創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僧尼正式受戒的指定場所。是以，鑒真被尊稱為「日本律宗初祖」。此外，雖然建立年代不詳，唐招提寺境內西側也設置了戒壇。
除了弘法傳戒之外，鑒真在日本還於多方面備受推崇。例如，他被譽為「日本漢方醫藥之祖」。據《續日本紀》，光明皇太后久病不癒，幸得鑒真進獻藥物治癒，因而受封為「大僧正」，這是日本僧階制度的最高級別。另外，他又大力傳播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記載的知識，寫下《鑒上人秘方》一卷，只可惜此著作早已佚失。在日常食用方面，他將祖國製造豆腐的方法傳授給日本人民。因此，直到今天，當地豆腐業仍尊稱他為祖師。在日本文化發展方面，他在第六次東渡時，攜同王羲之、王獻之等著名書法家的字帖等珍貴文物隨行，對日本書道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由於鑒真對天平（聖武天皇的年號）時代的文化形成所作出的偉大貢獻，日本人民甚至以「天平之甍」比喻他的崇高成就。
至於鑒真對現代社會還有沒有起到任何新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在筆者旅行期間，發現「鑒真」這個名字彷彿成了產品質量的保證。市面上，有奇應丸、「鑒真茶」、「鑒真香」等產品出售。其中，「鑒真香」的受歡迎程度，可從產量供不應求，每名顧客限購兩小束這銷情上略見一斑。
為甚麼唐招提寺會叫做「唐招提寺」呢？「唐」字和「寺」字都容易理解，但「招提」是甚麼意思呢？
唐代詩聖杜甫撰《游龍門奉先寺》詩，起首就用了兩次「招提」這個詞。
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
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從這首詩看來，「招提」指的就是龍門奉先寺。
若把時間軸向前推移，後魏太武帝在始光元年（四二四年），把寺院別稱為「招提」；這個稱呼亦傳播到朝鮮與日本。後來，隋煬帝在大業年間（六〇五年至六一六年），下令把所有寺院改稱為「道場」。到了唐代才恢復舊稱為「寺」。
對於「招提」一詞在過去二百多年來的應用，道宣在大唐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完成的《續高僧傳》卷第二中提到，當時大部分人都把這個詞曲解了，他指出此乃「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攜。並浪語也。」接著，他解釋道：「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鬪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為四方眾僧之所依住也。」換成現代語，即表示把略寫「招提」解作招引與提攜乃訛傳，這是望文生義所致。其實，那是梵語的音譯，正音為「招鬪提奢」，指來自五湖四海的僧人依住之處所。簡單來說，「招提」的原意就如杜甫所寫的寺院之意。
另一方面，《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和上言：『大好。』即寶字三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名，後請官額，依此為定。」依此看來，由鑒真創建的非敕建寺院原名其實是「唐律招提」。大概當時的心意是指來自唐土的律宗寺院。只不過，當新寺落成，恭請淳仁天皇頒賜額扁時，孝謙太上皇（即後來重祚的稱德天皇）卻御筆寫成「唐招提寺」。也許，道宣指出當時世人對「招提」一詞的曲解，亦隨著當時頻繁的中日交流遠播至日本。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唐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總本山。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前，為了幫助日本建立授戒制度，應邀東渡的唐朝僧人鑒真就在此地圓寂，遷化成為日本的沃土。
就在鑒真踏足日本後僅一年多（七五五年），安祿山叛變，率軍攻破潼關，長安失陷，京城付之一炬，盛唐的基業開始走下坡。而與故鄉分隔七千公里海路的鑒真，則在七五八年受到日本宮廷鬥爭波及後，在弟子的勸請下著手創建唐招提寺。不過，正如上一篇文章提及，通過現代的「年輪年代法」檢測後，專家推斷該寺的主要建築物——金堂應建於鑒真圓寂之後。不過，這無損日本人民對鑒真的愛戴。受到其堅毅不拔的精神所感動，從鑒真創建的唐招提寺，以至他從中國帶到日本的唐代物品，一直被視為國寶，受到悉心的呵護。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經常發生地震的國家，這麼多年來，唐招提寺金堂就經歷過四次大修。它們分別在文永七年（一二七〇年）、元亨三年（一三二三年）、元祿六至七年（一六九三至一六九四年），以及明治三十一至三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進行。一九九五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導致金堂三十六根立柱出現不同程度的傾斜，而頂柱還嚴重偏移原位達十二厘米之多。如果再不進行修復的話，恐怕整座金堂再也撐不下去。無巧不成話，該寺在一九九八年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正值在地震過後的民生設施修復工作也大致完成。同年，奈良縣成立專責委員會，開始對唐招提寺金堂進行長達兩年的詳細研究。基於研究結果，政府傾盡全國頂級工匠，在二〇〇〇年對唐招提寺實施「平成十年大修」。
大虹樑是金堂的關鍵建構，它肩負了千多年來撐住整座金堂的重任，也盛載著人們對鑒真的無限思憶。不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其價值都是彌足珍貴。故此，修復工程必須極力避免對它施加有別於過去的受力。在處理這個問題時，講求效率的人也許會問，既然要大費周章來重用這些古木，何不換上新木呢？試想想，如果捨棄了原有的古木，那就根本不必修復了，還何來古代建築的文化價值呢？
金堂解體後，修復人員驚訝地發現，在三百八十根椽子中，九成仍然是初建時期的古木。由於每根木材都包含著重要的歷史訊息，所以木匠都恪守過去四次大修的原則，儘量採用原有的木材，使古木的生命得以發揮到極致。因此，木匠小心翼翼地把已枯槁得不能再用的木頭鋸掉，然後以「木榫對接法」，把古木與新木接合起來。當然，要做到接口毫無縫隙確實有難度。當木匠把解體的木材重新歸位時，整體尺寸多於原件，僅為了兩毫米的誤差，木匠便用了兩天的時間去收緊。結果，整座金堂的三十六根立柱中，就只有一根換成全新的。整項工程沿用舊有的木材比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平成十年大修」在二〇〇九年十月結束，重現了唐招提寺金堂初建時的風采。值得注意的是，金堂正面由八根圓柱組成、間隔規則、一列排開的廊柱，是一種非常罕見的古代建築式樣，一直從奈良時代保留至今。
為了讓後人知道這次修復工程是如何完成，木匠把用過的工具與材料都收藏在屋頂。另外，金堂後面的講堂亦展覽著「平成十年大修」的點滴。所有參與是次修復工程的工匠，與過去四次大修的工匠一樣，都費盡心思要將前人建好的東西盡力保存，為的就是要將最寶貴的東西傳給後代。工匠努力不懈，個個都希望能讓唐招提寺再屹立另一個千年。這份使命感，與鑒真排除萬難、誓要東渡弘法傳戒的精神不相伯仲。
由古木與新木接合而成的立柱，既是新造的，也是舊有的；今日重新矗立的唐招提寺，既是現代的，也是古代的。至今仍保留著唐式建築風格的唐招提寺，是連接著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化傳承標記。
對奈良產生濃厚興趣，源於讀到一篇有關奈良縣擬於二〇一〇年，為平城遷都一千三百周年紀念，樹立一尊梁思成半身銅像以示感激的報導。這件事後來經過日本傳媒深入採訪，有人質疑「梁思成拯救了京都、奈良」的說法而告吹。
若搜尋梁思成親筆為任職「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事所寫的說明材料來閱讀一下，就知道他的工作範圍並不涉及日本。他在該份說明材料中寫道：
1945年春，為了準備協助美軍在我國沿海地區登陸進攻日寇，偽教育部在重慶設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任命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主任，我為副主任。我在該委員會唯一的工作就是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編制華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明。當時該委員會實際上僅有我和秘書郭某（已忘其名）二人工作。工作地點是借用重慶中央研究院的一間很小的房間，工作時間前後約兩三個月。
這份表及圖製成後，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隊目標官史克門。但當時具體地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送過去的，現在已記不清。
當時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生吳良鏞似曾幫助我做過少量製圖工作。莫宗江當時在李莊，始終沒有參加這項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當年，梁思成的遺孀林洙在接受日本傳媒採訪時首次披露，梁思成曾對她提起向美軍航空部隊建議不要炸毀京都與奈良，只是他一直沒有對外公開此事。翌年，林洙又在《梁思成、林徽因與我》新修訂本中增添了相關內容。不過，這些口述紀錄似仍不足以平息輿論，奈良縣最終擱置了樹立該銅像的計劃。
關於梁思成曾否拯救京都與奈良已經難以考證，但歷史悠久仍被妥善保存在這兩地的木構建築群，確曾激發他要在中國找出唐代木構建築的鬥志。話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有幾位日本學者對中國的古建築進行實地調查後，斷言在中國已找不到唐代及以前的木構建築，若要看就唯有去日本的京都與奈良。
為了推翻上述言論，梁思成和當時的妻子林徽因，以及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事，花了五年時間進行艱辛的旅程。他們的足跡踏遍一百三十七個縣市、一千八百二十三座古建築，可惜還是徒勞無功。直至一九三七年，梁思成從《敦煌五台山圖》中，發現一幅展現唐代建築風格的壁畫才漸露曙光。他們一行人按圖索驥，千里迢迢走訪山西五台山，終於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內，找到了避過歷代戰火吞噬的「佛光真容禪寺」（又稱「佛光寺」）。經過仔細勘察後，他們在正殿的橫樑上發現以唐代字體書寫的墨跡，這與大殿前的石幢上的字體是一致的。而石幢上記載著的年份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八五七年）。他們的這一個發現震驚了世界。
十六年後（一九五三年），中國考古工作者又在山西五台山發現了另一座唐代木構建築——南禪寺。據當年的調查，南禪寺與佛光寺的正殿落成時間，都晚於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若唐招提寺金堂確建於七五九年，那麼南禪寺正殿遲二十三年，佛光寺正殿則遲九十八年。但無論如何，這兩座寺院的正殿都是唐代遺珍。
直到一九六三年，為紀念唐招提寺的創建者鑒真圓寂一千二百年之際，梁思成撰寫了《唐招提寺金堂與中國唐代的建築》，就該金堂與佛光寺的大殿進行比較，圖文並茂指出兩者的內部設計幾乎一致；力證它們之間有密不可分的同源關係。他在文中寄語：「對於中國唐代建築的研究來說，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鑒了。」
二〇〇四年，奈良縣教育委員會正式公佈，從「平成十年大修」把唐招提寺金堂的兩萬多件木材中，取出二百四十三件地基木材進行深入研究，當中約有一百五十件可用「年輪年代法」進行採伐年代檢測。檢測結果顯示，其中有三根椽子均為七八一年採伐的。專家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唐招提寺金堂的始建時間不可能早於七八一年。
時至今日，中國仍完好地保存著兩座僅存的唐代木構建築。所以，當我們學習欣賞其他文化的優點時，也得充分探索、瞭解與承傳自身所屬文化的優點。只有在不卑不亢、互相尊重的精神下，各國文化的獨特性才得以有效地發揮，世界整體才會呈現出豐富斑斕的色彩。
到日本旅行，大多數人幾乎不假思索，都會去東京、京都、大阪、神戶、名古屋、北海道等地，甚少旅客會首選奈良。即使想到前往，最多也只不過是順道遊覽，到最熱門的景點逛逛，湊熱鬧鑽一鑽東大寺多聞天像前的柱子底部的大洞、上奈良公園給被神化了的鹿群喂仙貝，就當到此一遊，絕少觀光旅客會在奈良逗留超過兩日。畢竟，日本全國有五十多座地方管理機場，奈良卻是少數沒有機場的縣之一。另一方面，奈良市區的各種優惠乘車券，有效期選項最長僅只兩天。就這兩點，已略知當地的旅遊業遠不及日本國內其他地區興旺。然而，若對奈良所知愈多、瞭解愈深，就會發現此地作為日本第一個固定的首都而對日本文化造成的深遠影響，以致迄今仍完好地保存著大量中國盛唐時代的種種珍稀，也許奈良會成為你值得一遊、重遊、再重遊之地。
為甚麼強調奈良是日本第一個「固定的」首都呢？那是因為古代日本的首都是按照天皇的駐居地而定。例如：第二十六代天皇——繼體天皇——在位二十四年間，就分別駐居大阪樟葉宮（五〇七年至五一一年）、京都筒城宮和弟國宮（五一一年至五二六年），以及奈良磐余玉穂宮（五二六年至五三一年）。是以，每當有新天皇登基，遷都就似乎成了例行公事，不足為奇。
不過，這種遷都的慣例在後來發生了變化。當日本史上最初最大的都城——藤原京——在現稱為奈良縣橿原市的地方建成後，連續七代天皇基本上皆駐居於現稱奈良市的平城京。具體而言，作為首都的平城京，是從第四十三代天皇——元明天皇——於七一〇年遷都至此起，至第五十代天皇——桓武天皇——於七八四年向北遷都至現稱為京都的長岡京止。遷至新首都後，平城京就被稱為「南都」。上述時期被稱為「奈良時代」。至於緊接著的「平安時代」，乃基於桓武天皇於七九四年廢棄長岡京，改立同處於現稱為京都的平安京為首都而得名。
雖然現在提到日本「古都」，大多數人聯想到的是跨越千年作為首都的京都，然而奈良作為首都的歷史更悠久。是以，近年來在當地陸續有考古新發現，為現代人提供了更多連結歷史真相的素材。有別於婉約娉婷的京都，奈良之美顯得風姿綽約。但同樣地，日本傳統美學的根柢「物哀」、「幽玄」與「寂」，依然可以輕易地從兩地的人、事與物中觀察得到。處身奈良，尤其使人對大自然的觀察變得敏銳，更容易投入於一種審美與感恩的覺悟中。普遍來說，奈良人散發出來的淡泊氣息，不但沒有令人感覺厭世，反而更讓人深受到他們的自信與強韌生命力所感動。
如果有機會到奈良旅行，希望您也會發現到很多美麗的故事。
《壇經》把「四乘法」重新定義為學習過程。
「小乘」相當於「聲聞乘」和「圓覺乘」的結合，即聞已思惟，把經典所教與人生聯繫起來。
「中乘」即已領悟到經典所教之奧義，將思想變成行動，以「法我」破「人我」，有修有證。
「大乘」又名「菩薩乘」，即把「人我」「法我」都打破，依惠能所說的「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生活，落實「般若行」。
而「最上乘」就是「佛乘」，即已融匯貫通一切道理，既能化有形於無形，亦可化無形於有形。
隨著學習階梯節節上升，人的眼界和能力亦會逐步增強。
惠能與法達對話時，引述《法華經》經文「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壇經》寫本特別以一行小字「已上十六字是正法」作為註腳。到底此話何解呢？
惠能指的「正法」是「轉法輪」，「轉法輪」就是諸佛世尊出現於世的唯一大事。易言之，「轉法輪」就是覺者們的人生目標。
那麼，何以惠能告訴法達「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卻邪見，即一大事因緣」呢？
有些修行者誤解「本源空寂」為世事全假、毫不真實。若能擺脫此偏離中道的見解才不至偏空。因為，能夠從襌定之「空」中走出來，才是「妙有」。透過一念接一念地不著空、不著有，就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然後，惠能告訴法達：「若悟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這句話說明了，若徹悟「轉法輪」就是「正法」，不迷執於「空」，並以積極心態面對生活，立志和裝備「轉法輪」，自可調準生命格調，趣向成佛之路。
